人民網倫敦12月26日電 （余穎、施沐陽） 倫敦大英博物館所在的大羅素街從來都是旅游編輯們的熱門推薦，但很少有人會注意街另一側的小店，41號是倫敦歷史最悠久的中國書店之一亞瑟·普羅布斯坦書店，這間開業于1903年的老書店即將迎來一百二十周年，書店創始人是一位杰出的東方學家，也就是邁克爾·謝林漢姆的叔祖父亞瑟·普羅布斯坦。

作為中國的老朋友和致力于推動中英文化交流的使者，謝林漢姆曾就讀于杜倫和劍橋大學，并在1971年中英正式建交前夕訪華。上世紀70、80年代，他曾多次往返中國，并在北京大學和深圳大學擔任外籍教師。返英后，謝林漢姆在與家人經營書店的同時，繼續在倫敦多家大學和機構中教授中文和中國歷史。

時光荏苒，家族書店代代相傳，至今，店內出售的書籍仍主要來自中國、亞洲、非洲和中東，書店有著數以千計的絕版和二手書籍，還有一些來自于家族收藏的珍稀古董書。近幾年，書店的經營傳承到家族的第四代，謝林漢姆的外甥們仍在堅守書店，續寫中國情緣。

代代浸潤 輩輩相傳

人民網：您的叔祖在 1903 年成立這家書店的同時，開始研究包括中文、波斯語和阿拉伯語在內的東方語言，隨后開始出版一系列關于中國哲學和文學的書籍。您的父母同為中國研究方面的專家，又經營亞瑟·普羅布斯坦書店多年。這一家族背景如何影響了您的成長？

謝林漢姆：因為父親和亞瑟·普羅布斯坦書店的關系，我在上學時就一直受到中國的影響。一開始，這些影響還比較細微。我記得曾經學校里面布置了一篇論文，要寫中國的地理。出于這份作業的要求，我才在書店里面拿了幾本書開始真正地學習有關中國的事情。在書店的持續影響和父母的鼓勵之下，我選擇在中學畢業以后進入杜倫大學學習中文。這在六十年代的英國還是一件十分稀奇的事。

人民網：在20世紀60年代，英國大學是如何教授中文的？您覺得這一學科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謝林漢姆：當時，教授中文的英國大學并不多，相比現在的中國研究也有諸多不同。我的中文教育從閱讀古文開始，也就是古漢語。和千百年前的中國學生一樣，我們學習的內容也包含了孔子的《論語》等許多經典著作�？梢哉f，我在杜倫接受了一種十分傳統的中文教育。

雖然本科的三年期間幾乎沒有接觸過現代漢語，但我逐漸開始對十九世紀之后的現代中國歷史和文化產生興趣。本科畢業以后，我于1968年進入劍橋大學攻讀一年碩士，也有了更多的機會學習現代漢語。雖然不是我的核心課程，但我得到了馬丁·貝爾納的輔導。貝爾納當時是我在國王學院的個人導師，也是少有的、曾經在北京大學學習過的年輕學者。他非常鼓舞人心，我從未聽說過有外國學者有類似的經歷。當我展現出了對現代漢語和相關文學作品的興趣之后，他積極鼓勵我繼續在這一方面進行探索。我依然記得，貝納爾挑選了冰心女士的作品，教我閱讀的同時他也會跟著大聲朗讀。

1969年到1972年，我在貝納爾的指導下完成了自己的碩士論文，題為《魯迅文學作品之社會功能——中國現代漢語文學理論的個案研究》。能夠更深入地了解魯迅、五四運動和其背后的社會和歷史背景，我十分享受這一過程。

愛無界限 萬里情牽

人民網：從書店為您打開了一扇了解中國文化的大門，到您從劍橋畢業，其實一直都是為去中國做準備。第一次真正訪問中國是什么時候？

謝林漢姆：1971年4月，我和姐姐萊斯利·謝林漢姆作為英中了解協會的成員第一次來到中國訪問，這是一次開創性的訪問，那時的我已經碩士畢業了。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母親此前參加了協會組織的1970年的第一次訪華之旅，是真正意義上的中英交流的先驅。旅途中的我非常興奮，也不斷地被周圍看到的東西啟發著。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向周圍的人打聽，能否作為英語老師在中國教書。

回到英國以后，我便開始在中國大使館的商務處教授英語，自然和使館的許多工作人員成為了朋友，他們幫我傳遞了希望能夠回到中國教書的愿望。還有一位對我影響深遠的人是李約瑟博士。那時的他是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的學者，也是英中了解協會的主席。他不僅在我了解中國的過程中提供了許多幫助，同時也鼓勵促成了我的北大教師之旅。1972年，我正式作為北京大學的外籍教師再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

人民網：作為北大最早的外籍教師之一，70年代的北京是什么樣的？能否與我們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細節？

謝林漢姆：提到那段時光，那就不得不提我當時居住的地方，北京友誼賓館。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友誼賓館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因為在北京從事翻譯、交流和教育工作的外國人都住在那里。

他們都是受人尊敬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很多人甚至從解放初期就長期居住在北京。他們成了我的好朋友。我經常會和他們一起去大柵欄或者友誼商店逛街，但我也會在工作之余一個人拜訪一些久居北京的朋友。

人民網：后來您還娶了一位中國妻子，并組建擁有了一個國際家庭，在當時還是非常少見的。

謝林漢姆：我和我妻子素素是在北京大學期間認識的。1973年，她從北大畢業，然后告訴我她將要前往深圳大學，于是我們不得已分開了。雖然我回到了倫敦，但我一直想著找機會去深圳和她團聚。八十年代初，一位相識多年的北大老師安排我去清華大學的暑期授課。在那之后，她便將我和另外幾位外國朋友一起派到深圳支援剛剛建立的深圳大學。

對我個人來說，這是一次與素素重新在一起的好機會。在那之前的好幾年里，我們都沒有辦法見面、只能通過書信進行聯系。說實話，我和素素以及她的家人都沒有想到，在八十年代中的深圳辦理跨國婚姻仍是如此的困難和不尋常。當我們第一次攜手踏入民政局的時候，可以看出那里的工作人員在歡迎我們的同時驚訝地下巴都要掉下來了。他向我們表示非常遺憾，暫時不能幫我們辦理結婚登記，因為這是特區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所以我們必須先向上級提交申請才能登記結婚。1986年，結婚一年的我們結束了在深圳的工作回到了北京，素素生下了我們的女兒莉莉。

 續寫中國情緣 傳播中國文化

人民網：您和夫人在女兒出生不久后回到了英國，請問您是如何繼續推動中英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

謝林漢姆：回到英國之后，我在位于霍本的倫敦城市大學、文學學院和攝政街理工學院（威斯敏斯特大學的前身）教書，內容涵蓋中文、現代中國史和其他一些科目。機緣巧合之下，我也在現在居住的哈斯勒梅爾小鎮博物館教中文。最多的時候，光一堂課就有超過五十位學生。

人民網：明年就是亞瑟·普羅布斯坦書店創辦一百二十周年，請問這份與中國的聯系在您的家族中扮演了什么樣的特殊角色？

謝林漢姆：對我們來說，這個書店是一份代代相傳的家族產業，家里的每一位成為都或多或少與中國有過交集。我的父母直到去世之前都在這間書店里面辛勤工作。我的姐姐萊斯利在攝政街理工學院學過中文，又在畢業之后和我的母親一起經營書店。她與一位香港華僑的兩個兒子蒂姆和克里斯目前已經正式接手書店的日常經營。作為中英混血，他們曾去香港和內地探親，也肯定感受得到這份融在血液中的聯系。

相對于英國，我的女兒莉莉對中國懷有更深的感情。她直到三歲之前都在北京長大，和她的外婆尤為親近。可以說，莉莉和北京的情感紐帶一直陪伴著她成長。在莉莉的腦海中，北京對她來說就是像家一樣的存在。所以說，中國對于我們家族的任何人來說都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這么說或許有些夸張，但我們周圍一直有一種氛圍，一種跨越中英兩國的國際化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