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倫敦12月9日電 （施沐陽、余穎）這一天，牛津南公園街1號樓不同尋常的熱鬧起來，近百來賓前來慶祝68歲的牛津大學馬克·潑拉德教授退休，其中有潑拉德的同事和朋友，更多的是他的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

作為科技考古專家，潑拉德很早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1982年，他首次造訪中國參加在上海舉辦的第一屆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此后，潑拉德便積極投身中英兩國的學術文化交流。2014年起他帶領來自多個國家的團隊開啟了“歐亞大陸古代金屬的流動”的宏大研究計劃，傾注心力最多的就是中國、蒙古和哈薩克斯坦三地。

退休之季，他深情地說：“我對中國的癡迷不會消失，很期待再回到中國，繼續研究甘肅敦煌佛教石窟寺編年史項目�！�

馬克·潑拉德

機緣巧合鐘情中國古瓷

人民網：您剛剛從四十多年的科技考古學生涯中光榮退休，回望過去，這一切的起點在何處？

潑拉德：運氣或許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使我能夠在合適的時間出現在合適的地點。1972年秋，我進入約克大學攻讀物理學本科學位。那年夏天，我剛剛參觀了大英博物館舉辦的圖坦卡蒙特展，對考古學萌生了興趣，又恰巧來到了約克，在大學期間我作為暑期志愿者加入了約克考古學會的發掘工作�；蛟S是因為發掘現場讓我有了極強的歸屬感，我喜歡上了這個學科。1978年在約克博士畢業時，我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結識了當時牛津大學考古學和藝術史實驗室的主任愛德華·豪爾教授。他不僅是科技考古學方面的專家，也是中國瓷器的愛好者和收藏者。由于我對這一學科的強烈興趣，他便將我招募至實驗室進行中國古陶瓷技術和來源方面的博士后研究。此后我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從事著與中國和科技考古相關的工作。

人民網：您是如何推進對中國古陶瓷的研究工作？第一次真正去到中國有何感受？

潑拉德：豪爾教授在項目開始之初便與倫敦的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大英博物館以及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館建立了聯系，所以我當時的研究對象都是博物館的中國瓷器。那時，外國學者并沒有很多機會在中國當地開展研究。我第一次造訪中國是1982年，豪爾教授和我一起參加了上海硅酸鹽研究所舉辦的第一屆古陶瓷科學技術討論會，并且跟團參觀了南方的一系列窯址。三年之后，我又再次回到中國，在北京參加了第二屆討論會之后又參觀了北方的重要窯址。如今看來，1982年的中國之行或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個轉折點，從此我便對中國著了迷：我對它的歷史充滿好奇、也對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充滿熱愛。今時今日，依然如此。

人民網：中國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潑拉德：當我在豪爾教授的指導下接觸中國陶瓷的時候，我的人生就已經改變了。如果要討論具體的例子，那么有兩方面最令我印象深刻。一就是陶瓷的藝術之美。一件宋代單色瓷，無論顏色還是造型都是那么地完美。作為一名科學家，讓我驚嘆的是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的制瓷技術是如此先進。要知道，早在公元1000年左右，宋人便能燒制出西方只能想象并直到18世紀末才能與之媲美的精美瓷器。我被這一科技與藝術的完美結合深深地折服。

擔綱跨越歐亞的宏大研究

人民網：繼80年代的兩次中國之行以后，您是怎樣進一步深化與中國的合作交流的？

潑拉德：1982年和1985年兩次來訪中國，我都待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在那之后，雖然我和中國一直都有聯系，也研究了很多來自中國的考古學材料，但是直到2004年來牛津任職以后才第三次去中國參加學術會議。2004年到2019年間，我每年都要去中國三次，在不同的城市旅行、參觀博物館以及拜訪朋友。通過我自己的聯絡和羅森女士的引薦，我結識了許多中國學者。自2014年起，我還曾在北京大學和西安的西北大學教授科技考古的相關課程。

能夠頻繁往返中英兩國，并且參與到學術交流和人才培養中，我深感榮幸。如果我能熟練地掌握中文，或許還能作出更多的貢獻。好在我的學生中有像劉睿良和溫瑞博士這樣的人才，能夠在幫助我理解中文文獻的同時，將我準備好的內容翻譯、呈現給中國的聽眾。

人民網：在過去的幾年里，您一直擔任“歐亞大陸古代金屬的流動”大型研究項目的負責人。您是如何推進這項有非常宏大視野的課題的？

潑拉德：2015年，我和同事們在歐洲研究委員會的資助下，啟動了代號為FLAME的“歐亞大陸古代金屬的流動”研究項目。研究團隊總部設在牛津，但我們在歐亞大陸的許多國家都有區域性的合作伙伴，其中包括北京大學的陳建立教授、中國科技大學的陳昆龍教授和金正耀教授，以及活躍在蒙古、俄羅斯和德國等國家的外籍學者。

在正式的合作伙伴之外，我們還通過許多小項目與更廣泛的學者群體建立了聯系。究其根本，FLAME并不是一個高度統一的項目，更像是由分布在不同地區、關注不同時段但又互相關聯的數個個體的集合�；�于我們的研究興趣，我和劉睿良博士主要將目光聚焦在中國、蒙古和哈薩克斯坦三地，其他同事則關注著西歐、高加索山脈、格魯吉亞以及俄羅斯南部等不同地區。

人民網：歐亞大陸歷史上各個文化在金屬的使用方面看起來各不相同，而FLAME項目的目的主要在于探索它們之間的關聯，能否請您跟我們分享一些發現成果？

潑拉德：FLAME項目非常宏大，跨越了從愛爾蘭到中國東海岸的整個歐亞大陸。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通過收集資料來重建金屬在各個文化之間的流動。換句話說，我們希望通過大數據來研究歷史上的不同社會是如何獲取并且使用金屬的方式。

以中國為例，我們主要關注公元前10世紀左右中原地區和邊疆之間的聯系。從我們的研究結果得出，那時確實有大量的金屬從中原腹地流入草原游牧民族。但是，這些發現于邊疆草原的金屬器無論是作為戰利品、貿易品或是朝貢品，都有著與中原完全不同的形制。他們選擇將來自中原的金屬制品重新熔鑄成了配飾、馬具和刀具等工具和裝飾品。

由此我們得以了解歷史上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以及這些交流如何在外形上改變物質文化。即使材料改變了形式，我們依然可以通過科學的手段挖掘出故事。

馬克·潑拉德

探索“何為人類”

人民網：FLAME項目組已經在不同國家舉辦了多場學術會議、并在數個國際頂級學術期刊和主流媒體上發表成果。您認為這類大型國際合作成功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潑拉德：我認為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民眾都對自己的歷史有濃厚的興趣，大家都希望知道過去幾百上千年在這片歐亞大陸上發生過的事情�？梢哉f，對過去的好奇讓不同國家的人得以跨越國籍和語言的障礙來共事。我不會說蒙古語，但我可以跟蒙古的教授一起研究問題、討論如何從現有的資料中獲得答案。

我曾多次代表牛津大學在北京大學教授科技考古，但兩校之間的交流遠不止如此。我的同事約翰·貝恩斯也在北京待了一個月，教的既不是中英兩地的考古、也不是科技考古，而是埃及學。所以說，考古學能夠打開一扇門，人們不僅能通過它了解自己的歷史，還可以去接觸不同的文化。

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考古學很重要，因為它有關整個民族的身份認同、能夠回答“何以中國”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退一步、把眼光放到全人類，那么歐洲和中國同樣需要互相了解，這樣我們才能一起去探索“何為人類”的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學習歷史。

人民網：您將職業生涯的四十多年都奉獻給了考古學。榮休后您的下一步計劃是什么？

潑拉德：我想在這里先分享一個小故事。2004年應聘牛津大學講席教授的時候，面試我的是完整的十二人評委會，其中一位評委提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問題：您自己認為最好的一篇論文是哪篇？我的回答是，下一篇。即使放到今天，我依然會如此回答這個問題。我堅信自己的下一項研究一定十分重要，只是我還沒有把它完成而已。

我對中國的癡迷同樣不會消失。我希望能夠回到甘肅敦煌，繼續梳理佛教石窟系統的編年史項目。我對中國青銅器著迷，更對他們如何鑄造青銅器很感興趣，古人以何種比例將礦石融化、混合，又以何種方式進行注模？他們是怎么做到的？我會盡可能長時間地研究中國，希望再次訪問中國。